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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历史分光镜》 由 龙梅 于 July 18, 2008 15:08:59: www.6park.com 九四 中国史的分期：中国之中国 www.6park.com 梁任公在民国初年曾发表过一篇《中国史叙论》，作为中国通史的纲领。在叙论中，梁将中国史划分为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及世界的中国三段，兹摘录原文如下： 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颐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其内部之主要者，由豪族之帝政变为崛起之帝政。其外部之主要者，则匈奴种西藏种蒙古种通古斯种次第错杂，与汉种竞争。而自形质上观之，汉种常失败，自精神上观之，汉种常制胜。及此时代之末年，亚洲各种族渐向于合一之势，为全体一致之运动，以对于外部大别之种族。 www.6park.com 或问曰，此中世史之时代，凡亘二千年，不太长乎。曰，中国以地太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运动进步，常甚迟缓。二千年来，未尝受亚洲以外大别种族之刺激，故历久而无大异动也。唯因此时代太长之故，令读者不便。故于其中复分为三小时代焉，俟本篇乃详析之，今不先及。 www.6park.com 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烟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 www.6park.com 梁任公分期，以种族交涉与竞争为着眼点，也隐隐在封建、帝制及立宪三种政体，作为三个时代主要政治形态。本文将借梁氏分期，稍作修正补苴，以明中国史演变的几个大关键。 www.6park.com 第一期的起点，在考古学上，当是新石器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事实上已不是由中原发源，而逐渐辐射到四方的局面。虽然以今日所能掌握的考古资料看，各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出现时间，仍以中原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为较早。但是，东方渤海边，南方长江三角洲，西边关中以至陇右，长江中游三峡以下，以及北方的草原上，都各有源远流长的新石器文化，其个别文化的特征显而易见，并非由中原文化的余润波及。到了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时，由于长期的交流与接触，中国各地方性的新石器文化，逐渐趋于一致。由其异处而言，各地的文化仍各有特色。由其同处而言，任何两个领近文化之间的差异已难有界限。自东徂西，自北徂南，中国各地的文化差别，由此端到彼端，仍有极明显的差别，然而在任何一条横纵延线上，找不到明白可认的分界点。因此，二十多年前，中国考古学在未能确立各个地区文化的特点时，曾有龙山型文化的通称，以描述中国新石器文化的晚期面目。其实若以若干共同特征的出现而有龙山型文化的命名，则各地晚期的新石器文化的确具有可以称为原中国型的共同面貌了。 www.6park.com 由新石器文化基础上涌现的殷商文明，无疑已是明白可稽的中国文化，其特点例如：食物为黍稷与粮米为主，衣有纺织品，住在夯土与木建构相结合的建筑，青铜器由新石器时代烧窑技术发展而来的礼器传统，宗教是以巫为中心的天人相通，社群以亲属群为核心，并由此发展为祖灵的崇拜，文字是中国特有的文字系统，其来源可以上溯新石器时代的陶文符号等。凡此，都是后世中国文化特质的渊源。 www.6park.com 不过，中国的文化之成为中国文化，当在中国地区主要人口发展了成群的共同意识之后。殷商的国家仍视别的群体为外人，仍是种种的敌对团体，殷商的“帝”，也未脱宗神与部落神的特征，只有殷人可以崇拜与祖灵相通的“帝”，也只有殷人会蒙受上帝的降福。殷商国家逐步扩大，自然也将殷商文化圈相应的扩大，而包容了其邻近的文化群。殷代"新派"的祭祀，其对象不再局限于殷人的祖灵及原有的若干自然力。这一番扩大，毋宁是走向普世文化的一个重要步骤。 www.6park.com 真正将宗教信仰推向普世化的工作，当在殷周交替之际完成。周人伐商成功，将“天”的威灵，赋予了道德的裁判权，周人拥有天命，因为上天降监，在各邦中选择了周人为中国的统治者。天命唯德是亲，是以天命靡常，甚至受天明命的周人，也必须时时警惕，不得失德，以致失去了天命。周人的天命论加上由外婚制建立婚姻关系，周人可以包容与接纳所有的外族。周王众建亲戚，作为周人秩序的藩屏；这些封建网中的诸侯，也多与当地原居民发生婚姻的关系，也一样包容与接纳各地原有的文化传统。在周人的诸侯圈中，文化的二重与多重性，不但容忍原有文化的存在，而且开启了文化融合的机缘。由此形成的华夏文明，继承了前世，也融铸各文化为一体，以天命为普世文化的基础，以周人的封建，扩大亲属为普世的政治体制。 www.6park.com 春秋战国，列国交争，普世的文化却未因交争而削弱。一方面，华夏文化圈不断向四周扩散，甚至将问鼎轻重的荆楚也卷入了华夏文化圈。另一方面，各国政治体制一步步摆脱亲属血缘的约束，走向以王权与官僚组织为基本形态的新国家，其普世性格也因此日益加强。孟子所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其表现的意识是期待普世秩序的一元化，儒家的意志，由敬天法祖，而变为仁与孝，而发展为仪与礼，也一步一步将普世的天命，推向普世的人文精神。 www.6park.com 任公以秦统一天下，作为“中国之中国”的完成；其实，秦汉帝国四百年的融铸，才终于将“中国之中国”完成了最后的定型。中国是一个普世的秩序，由一个普世的文化笼罩，政权由天命获得合法性，也由天命约束而为规律。文官因察举而来自全国，经济由精耕农业及市场交易而纳入同一个全面的系统，儒家的人文精神，辅以道家的自然，肯定了这个普世秩序的意义。 www.6park.com www.6park.com
“亚洲之中国”，其初萌正在“中国之中国”已是完备的时期。匈奴与西域固然已使中国不能自外于东亚异质文化的交往与接触，但是这两个文化圈本身的威力不大，未足以歆动中国的普世文化，而且，至少在政治经济方面，反而肯定了中国文化的自足性。中国普世文化的危机，不在萧墙之外，而在其体制之内。普世文化的文化传承者，原本是古代出现分化的祝宗卜史，转化为战国时代的士，再转经为汉代的儒生，儒生是政权的官员或其候补人，也是正统意念的代言人。学术正统地位，便不免于学术的繁琐化及思想的教条化。学统与政统合一，造成道统与法统的观念，也导致文化传承者自居为“贵族”的统御地位。普世文化逐渐使普世政治秩序（普世帝国）仰伏后者的政治权力，以维持其意念上的独尊与专断。这样的普世文化，当然失去了继长增高的生机与活力。反之，中国普世文化以人文精神为基础，其传承者（儒生）之中，原有以理性界定理想秩序的传统。于是此辈遂因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或则采取抗议的行动，或则提出怀疑的质难。这些反抗，在子之室，操子之戈，原有已经僵化的普世秩序，当然更显得无力延续了。 文化方面，佛教与儒家意念由相激相荡而至融汇消化，表面上中国又回到中国之中国的一元，事实上则释老相合为一橛，儒家为另一橛，中国的文化意念遂长为两元的。至伊斯兰教、尼斯特里派景教以至蒙藏的喇嘛教，也使中土儒家，面对多种的挑战，只是这几家均未能如大乘佛教之分庭抗体而已。梁启超公所谓"自精神上观之，汉种常制胜"之语，也未必全然为真。 www.6park.com 这一时期的文化传承者，仍以儒生为主流，社会流动性较强，经济仍以精耕农业及市场网为其特色。于是，中国已是"亚洲之中国"，中国人自我投射的身分意识，却停滞在"中国之中国"的境界。自我认同的身分与实际扮演的角色，其实已经脱节。中国人的心态，与实际角色脱节一千多年而不自觉、不自知；这一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当归因于人文普世文化的涵盖太强，以至中国人不能发觉外来文化的挑战与冲突；也当归因于政治上普世帝国并无明确的主权观念，边界也极为模糊，九服的同心圆，足以位置任何政治单位。因此，“中国之中国”竟长期遮掩了“亚洲之中国”；中国政治体制中，遂有种“朝贡”与“抚夷”的观念，以自欺自娱。如以艾力克生人格成长的阶段论考察，中国的结夏文化性格，因其涵盖性之广博，遂不能更进一步，使中国人学习与中国同侪平等相处之道。这一现象，在中国的未来言，是喜剧？抑是悲剧？颇难有一断言。 www.6park.com www.6park.com
“世界之中国”的阶段，梁启超公置之于乾隆末年，自然是以海通为断代的据点。实则这一时代的起点，也未始不可更往前进。以世界史的角度看，欧洲的大开拓，当由15世纪新航道的开辟为一纪元。在中国的明代，太平洋已是黄发儿行船走马的舞台，国际性的海盗活动，纵横三大洋，中国沿海的倭寇及此后欧人的分占南洋，都不过是这一长期活动的绪余。日本卷入这个漩涡，也当上溯到16世纪。利玛窦以下耶稣会士，不但带来了天文历算，也带来了西方火器及西方科学。明代为此实际曾有过一次小型的科学革命；其余波所及，甚至可包括明末清初诸贤的观念，也毋宁为19世纪知识分子的新思潮开一先河。 www.6park.com 到了19世纪以后，中国原有普世文化的自我投射，终于显露其虚弱不能适应的缺隐。中国若在“亚洲之中国”的阶段，即能发展与其他政治体系的平等其存的心态，也能发展对其他文化体系的尊重与认识，则中国在进入多国多文化的世界时，大致不必如此张皇失措，因为心理上一无准备而一败涂地。 www.6park.com 中国失败之余，到抗战时期，绝大多数中国人才认真人的体认国家主权的意义，也才明白了列国相处之重要。 www.6park.com 历史的悲喜剧总是弄人不尽。今天的中国人终于体会了中国只是世界一部分；也体会到在人类缔造的文明中，中国文化不过占了一席而已。可是，今天的世界却在急剧的缩小，人类各文明之间的交会，已势将汇合为一个共同的人类文明。今日世界事实上正在缔造一个“地球之地球”的普世秩序与普世文化。这是一个辩证式统一；中国过去在“中国之中国”阶段，以人文精神为主导意念发展为普世秩序与普世文化，在下一阶段，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悲喜剧，将又可为今日世人历史发展作为借鉴。梁启超公“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一语，实为智者的慧眼。 www.6park.com www.6park.com
要将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的历史放在全世界的圈子里时，有两个特征：一是比较，一是发展。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当我们提到每个名词之时，就已经是在做比较。如：我们用到“封建制度”、“民主制度”、“专制极权”等这类字眼时，基本上，我们已经不自觉地在做比较工作了。当我们不自觉地将一个国家发展的制度与另一个国家发展类似的制度相比较时，往往便便忽略了这些名词适用的范围于此是否恰当。虽然我们做了这些不自觉的比较，但却不能更精细地加以区别与界说，这是做比较研究最容易发生的问题。最显著的例子，便是拿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硬加在任何一个未经同样研究或同样解释的文化体系之上。这种便是在做不自觉的比较，甚至于在做自觉的比较时，因为不谨慎，没有精密地加以界说而产生的弊病。但如果我们好好地做"比较研究"时，有两个方法：一是比“同”，一是比“异”。世界上没有两个事物完全一样，所以可以取其同处或异处来谈。但常常做比较研究是用比同法。事实上，取其异点的比较法所获得的启发未必比取其同处所获得的少。（以“比同”的例子来说，“封建制度”在日本、中国及西欧固然有若干相似点，但相异点也不少。）但往往我们不自觉地便注重它的“同处”而忽略了异处。在提到相类或相同的制度时，我们往往只以为两个相类的事物应该有相似的前因及后果，这是“比同”常有的弊病。而举“比异”的例子，如李约瑟是中国科技史的专家，他提出为何15世纪后在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就是以“有没有产生”这个比异的观点来讨论。这个问题属于科技史，也属于文化史的单位，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但我们若贯彻“比异”这个角度来讨论此问题时，我们也可以提出，为何文化制度在中国能发展得那么早、那么复杂，而在西欧，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发展出像中国那么复杂的一个制度出来？这两个问题都是比异的。往往在比较差异时，我们会不自觉地有个假定，即发展多多少少根据类似的逻辑。即国家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它应该有文化系统，这个假定是设于第二个问题之后。而这时我们便得考虑这个假定是否必定成立？同样在李约瑟提的问题中，我们也得自问：为何非要有科技不可？逻辑为何一定得产生？为何到达一定的经济水平时该有科技的产生？换言之，即文化的一个角度与文化的另一个角度之间是否有必然的相关性、逻辑性？经济制度与科技之间有没有必然的关系？更细密一点说，即科学与技术之间是否有必然相关性？这些问题都是“比异”时容易忽略的，但却是必须注意的问题。无论是比异或比同，当我们用这种比较方法来做更细密的推敲与思考时，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文化发展的趋向、方式及型态，并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这些线索或步骤都在人自己每一代所做的决定上，而每一代都有它自己一个新的决定。后代是抹煞不了前代所做的决定后造成的事实。假如说中国的文化已经决定将最大的主力放在统治结构、社会关系上，而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其子孙便很难改变，这也就是所谓的基本性格问题。做比较研究的结果，会使我们发现一些文化的基本性格在哪里、一些文化的基本转捩点在哪里？转捩点可分大、小两种，大的转捩点是突破，小的转捩点是转换。做比较研究便可使我们发现每个文化的转捩点的所在，及转捩点它承先启后的过程及方法学。也可以由此看出整个世界历史是几条不同的轨道，怎样在其中错综复杂地交合成几条单独历史的演变、几条历史的河流。这就是靠比较研究来找出历史河流的流向、流量，借此来肯定历史河流的方向、途径及质地。这是我们研究世界历史的第一步工作。既以历史河流为比喻，我们可注意到第二个问题，即除了做比较研究以外，我们还必须注意河流与河流之间的交会、分歧与彼此之间的干扰。换言之，就是我们必须讨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相互的影响。我目前所从事的比较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着眼点就是--文化与文化接解时，发生了什么事？如：两河流域与爱琴海文化接触时，地中海东岸发生了什么现象？又如希腊接受大陆的影响；罗马世界接受了基督教后，印度世界接受了伊斯兰教后，中国接受了佛教后，他们发生什么现象？这些都是所谓的“交会点”。对于这些交会点是不可以轻易忽视的。而最后一个交会点，便是近代。西方基督教传统，发展到重商文明，又在近代侵入别的文化世界，在别的文化世界发生了什么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文化在交会点发生了什么问题，而是一大串交会点发生的问题。讨论到这种交会时，我们可以看见，在一些交会点上，是否可归纳成若干一定的型态--如它们有没有抵拒，或接纳、重叠的型态？有没有确定的方向可寻？此时，每个文化河流的基本性格便显现了出来，有的容易接受、融合，有的则否。只有在比较研究工作上，才可以使我们看到，哪些文化接触时所发生的反应是秀特殊的？哪些则否？在中做一个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会将一些特殊的现象视为普遍，而将该视为当然的平常现象视为特殊。唯有做比较研究时，才可以免于这种流弊。例如，佛教的进入中国，中国的接纳；与伊斯兰教的进入印度，印度的接纳，这两种情形便迥然不同。这当然可归结到佛教与伊斯兰教基本性格的不同；印度前期文化与中国前期文化的基本假设要件与取舍的不同。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看见，中国与印度那样的选择并不是常态的。这样我们才能发现每个case都有它本身独立存在的本质。所以，该推究的是它的因果而不是它的模式。这就是做比较研究的第二个问题--用“交会点”来做比较研究。 www.6park.com
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地区位于印度次大陆上（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两个河域一边是印度河流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五天竺，另一边是恒河，两条河并不怎么能相通，而两条河的外面绝大部分是德干高原，又干又热，往北是喜马拉雅山，西北方向，兴都库什山在这边和帕米尔中间形成通道，一直连到中亚细亚这一带，在胡马南下时无险可阻。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的气候热而湿，植物也容易生长。这是世界上土壤堆积最厚的地区，但它的资源却不足，新石器文化所需石块来源，主要在兴都库什山，而印度河流域距离较近，所以印度河产生哈拉本文化，有点类似城邦，猜想大概是两河移过来的文明留下的影响。可是哈拉本文化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其文化的一致性极强。一个遗址可以大到几万平方英尺，小的有千把平方英尺，但不论遗址大小，布局都很像，一边高一点的，上面有神庙与仓库、公共集会场，另外一边平原上靠河的地方，是居住的地方，有街市与民方。由遗物的图形与纹饰看不出遗址与遗址间有严重差别，哈拉本文化兴起很快，消失也很快，原因大约即在一致性太强，太过整齐划一了，而无法适应新的要求和新来的挑战。当然有关哈拉本文化消失的推测很多，如瘟疫、战争等等都有可能。但我认为从西北口进来的征服者才是主要的原因，这些征服者包括有亚洲人和印欧民族的祖先雅利安人。哈拉本文化所代表的是农业地区的小村落，因为植物成长太容易了，所以不用走向精耕的趋向，农具极为保守，耕作方式也极为保守，长期保有一个个单独的地区。印度是割裂的次大陆，不是很完整的，河流漫流的下流被小河流切割成一块一块，中游以上的支流虽多，但不能变成通畅的交通通道，反而成为隔绝的障碍。一个一个村落，全区都是割裂区域的小农区，破裂性很强。再往南走是被德干高原分隔的个别地区，交通更不方便，印度次大陆上显著的缺少统一的条件。为什么冲积平原上有这样大的割裂性？原因是河流受到季节性雨季的影响，雨季一来水量充沛，水流洪大。不但不能顺河交通，连跨河都难，所以竟因河流造成了割裂性。印度西北暴露，无法与中亚细亚隔开，而中亚地区干旱，生活条件差，当粮食缺乏或是气候改变时，中亚的人就长驱直下侵入印度，因而在印度次大陆上有一波又一波的征服者进入。大概从西元前一千六百多年开始，至少八百年中不断的有侵略者入侵。第一波侵略者变成主人，不与当地人混合，第二批来的人又不愿意与第一批混合，一波又一波的进入，造成一层又一层的阶层性。纵的方面讲是阶层化，横的方面讲是割裂经。到今天印度的国家与社会仍不能摆脱这些特征。印度没法统一，因为每个地区的地区性太强烈，即使小地区的统一也经不起外来的刺激，人种上有很大的不一样，这种割裂性和阶层性是到今天还难以有效统一的主要原因，也是没法扩展的原因。印度宗教文化可以扩展，可是国家不能扩展。每一次印度有大帝国出现时有两大特性：第一是由外来民族建立的，第二是帝国没法延伸到别处去。但印度文化没有尼罗河流域的排他性，吸收性很强，变动性也大。一方面印度文化有地区的分歧，另一方面变动性很强，新的、外来的东西可以生根，不管是伊斯兰教文化、英国人、蒙古人带去的东西都可以生根。
埃及位处尼罗河流域狭窄的河谷，两边都是石灰石山崖，此外就是沙漠。这块地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并不多。尼罗河谷的人利用冲积平原上的土壤来发展新型的农业。其中最要紧的事就是保有每年冲积的同一地方可以继续耕作，于是出现集体的所有权，因为个别的个人没有办法宣称这块地是我明年还要种的。在集体所有的原则下，每年重划土地，才能保有这块土地的使用权，这也是一种组织的需求。两河的组织需求是要获取新的物质，而尼罗河的需求是要在同一块土地上保有长期的使用权。尼罗河作为交通路线是非常便利的，使上游下游连接为一体，易于一统天下。对外却有很难跨越的阻隔，所以对内的认同很容易建立，这种情况之下造成尼罗河谷自成单位的现象。于是古代埃及人感觉到自己是选民，上帝造了这个地方给他们住的；他们自负甚高，而且认为神圣王权和神的世界是不分开的，除了神圣性外，古埃及文化也有排他性。他们以为没有别人应该享有埃及人所受的权利，同时也不去学别人的东西。这种群体缺少可以扩展的潜能及愿望。但等到需要扩张的时候，则是与两河地区的国家有了接触时，别人打到门口来了，或是自己具有足够的力量要去获取别人的资源，就不得不来往了。对埃及人来说，扩张等于文化自杀。因为扩张，埃及文化丧失了他的选民性及自信心，以至变得无所适从，这样一种不能扩展的文明扩张太多或太快，或是外面的人进来太多，遂难免就灭亡。今天的埃及文化并不是古代埃及的后代，而是两河的后代，人种上虽是古埃及的后代，但文明已经消失了。埃及文化是排外的、自负的，也因此失败了。 www.6park.com 一二四 两河流域人群结合的方式与普世帝国 www.6park.com 现在我拿几个主要的古代文明来观察他们的发展过程。第一个是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是位在底格里斯(Tigris)河和幼发拉底(Euphrates)河之间，为什么我们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这个字呢？这个字是水中央，这两条河上游发源很近，中间下面稍为远一点，更下游又接近以至合成一个三角洲(delta)，中间这块就称为“美索不达米亚”。这块地区是面积并不很大的冲积平原，从札格洛斯(Zagros)和安那托利亚(Anatolia)两个山系冲积下来的泥沙和消漠里刮过来的沙合在一起而造成。当然我们谈两河文明的范围不该只谈美索不达米亚，旁边的山地即地中海末段的山地也该包括进去，不过文明出现，形成城邦，是在两河流域，所以还是以这里作为美索不达米亚的腹地。腹地数百里内没有丘陵，没有石头，往下挖也挖不出石头，要石头就得上山，到安那托利亚或是到伊朗的札格洛斯，或是到黎巴嫩去找石灰石。美索不达米亚的下游是三角洲的冲积平原，也是沼泽地，河流缓慢得找不出河道，长满了“阿拉伯苇草”，可是河中与沼泽地带，水产还相当丰富。要在这种生活环境下生存并不容易，热风常常吹袭，山上冲下来的雨水并不稳定，旁边山坡上本来居住环境相当好，可以种植麦子，但是日久地瘠了，就只好移到河域来。各位过去念到的“肥沃月湾”，其产月湾一点都不肥沃，荒凉不堪，连造房子的材料都没有，除了泥沙还是泥沙，两河文化的人们要在这个情况下，突破新石器时代的天然环境，另外创造一个环境。这地方最初出现的村落遗址并不很大，可是慢慢地村落与村落之间发生联盟，因为有许多工作是要大家一起做，做石器的石头，需要从远处取得，长途获取原料是很重要的工作。先是取硬石头，后来则是为了获取铜、锡、木材，而作长程的贸易。他们发现一个两个村落应付不来，只有大家合伙派人远征，派出去的远征队所带回来的东西是大家用，不是只有他们几个要用而已。远征队出去时所带的食粮和家里的生计都是大家供给的，所以带回来的东西也不能待价而沽。于是为了大群体的共同利益就构成了超级村落。超级村落就是后来城邦的前身。城邦之成为国家，则是附近若干小一点的城邦屈服于大一点的城邦之下。从第一个王国的出现，可以看到大城邦和小城邦之间，存在着隶属关系，不完全是一字并肩的地位。换言之，就是人类感觉到需要拿团体的力量去获取资源，而这些资源有些是远征队带回来的，有些是集体交换的。但是拿什么东西去交换？种粮食、捕鱼……再以交换本地缺少的物资。长程的交换为贸易，在美索不达米亚是很重要的一点。其中神庙是最大的“贸易公司”，神庙派最多的人出去，神庙也是银行，也是屯聚与分配粮食的中心，城邦里真正的生产交换关系是以神意象征的集体利益。资源共享是分配最主要的事情，最早的泥版文献之一就是神庙分配物资的记录。这种国家的特点就是共享的与合约的。合约造成民主的现象，反映在神话里就是他们的神祇常常开会，譬如有个神说我要毁掉那一座城，而那座城的神说不行，于是大家必须会议决定，神的庥会也一样有派系之争，开起会来热闹得很，一定要大家多多少少的取得协议才能执行。神的会议就是人间会议的反映，人间的城邦有长老院和市民大会，这种城邦的民主结构是由于生活需要而来的，这是人类历史上很特殊的现象。 www.6park.com 这种城邦的人群结合原则是什么？不是亲缘，而是合约的；它是地缘的，因为它有个中心，以城邦本身为中心，地点固定，当地财富的收集也固定。地缘性可以扩张，因为它是合约式的、共享式的，可以一个城邦与另一个城邦联盟，可以许多城邦联盟成一个国家，甚至可以从王国变成帝国，到最后可以统一两河，并超越两河到达以外的地区。这样的团体有扩展的潜能，每次扩张的过程中，又都要有新的合约、新的协议和新的共享，包括神与神重新订定的关系，本来不相干的两个城市可用神与神之间拟定的新关系结合成一体，如有些神的地位升高，升高成新的大神，或则新被征服者要接受原有的大神作为他的保护神，也把新被征服者的神容纳在神的系统内，这整个过程有可以扩展的潜在可能，可以继续不断扩大的，到最后可成为普世帝国。中东最终所表现出的普世帝国就是波斯帝国。 www.6park.com
一二五 以色列与犹太文化 www.6park.com 以色列蕞尔小国，面积不过与美国的新泽西州相仿，也与台湾在伯仲之间，而且大半为贫瘠的干地，人口只有三百万多一点，国小人少，却能卓然自立于强邻环伺的包围圈中。论民族，犹太人在语言及体质两方面，都属闪族，原与阿拉伯人是同一族属，例如：阿语与西伯来语的问候语“夏隆”还出于同一定根，发音不过卷舌与不卷舌而已。但是数千年来，犹太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不与闪族其他支派旅进旅退。凡此，都属于历史上罕见的特例，只能归之于人定胜天。犹太人硬是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硬闯出自己的历史，不断的肯定自己的存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抽出犹太人的成就，不仅欠缺了马克思、佛洛依德、爱因斯坦的名字，连整个西方文明源头的基督教文化，也将不见。这一个小小民族也就足以自豪了。 犹太文化之脱颖而出，不在其鼎盛的时代，而在其艰难困苦的时候。犹太教的一神信仰，诚然为古代中东各族中绝无仅有的特色，然而其由一神信仰的基础发展出一套犹太人特有的伦理与人生观，也是在宗社覆灭之后。犹太人自从所罗门王的子孙分裂祖业，一分为二，国力骤衰。此后一亡于巴比伦，再亡于汉斯，三沦为希腊的属邦，接着被塞琉西王朝及罗马帝国统治，在罗马手上，耶路撒冷夷为平地，犹太的孑遗从此四散流亡，达一千九百余年，直到1948年才得以重建今日的以色列。每一次亡国之后，犹太人的悲痛之余，却也反省自己的遭遇，最后归结为上帝对自己的选民，有特严的考验。各种耻辱与苦难，都是上帝磨炼犹太人的德性与能力。秉此信念，犹太人父以教子，长以教幼，莫不加意培养训练子弟刻苦勤奋，在种种逆境中求生存。犹太人家教严，凡有犹太友人者，都熟知所谓“犹太妈妈”对子女的鞭策与督促。千百年来，犹太人以返乡建国的愿望。老实说，那一块土地土壤贫瘠，世上更好的地方比比皆是。这一番返乡建国的憧憬，其实是犹太人自我鞭策的象征而已。今天，以色列已在故土再建，却又有强邻虎视鹰睨，遂使犹太人依然必须鼓足了勇气，以在危局中求生存为目标，究其实际，仍是在艰难困苦中，继续保持其文化的韧力。 www.6park.com 犹太文化的韧力，不是单纯由上帝选民的信念而来，国亡家破，流离四散，犹太人没有了自己的政府与法律，犹太教的教师（拉比）们，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同胸仍在犹太的律法下过日子，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顾及避难侨居地的风俗与法律。于是早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夷为平地的那一年，一些教师们就组织了研究律法与讨论律法的学院。连续四百年之久，律法在教师们手里不断的修正，也不断调整；后面三百年则又加上解律的注疏。这一大批律与疏，遂成为犹太人在客地生活的行为准则。各地的学院与教师，继续不断通信，往复讨论，使律法保持原有的精神，却又不断调整修正，以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势。既然犹太人已没有自己的政府执法，律法是否可行，只有全仗理论的说服力了。因此，犹太人在散居各地时，他们的宗教及传统，却能渐渐走向以“理”服人的方向，而不是仗国家权力来建立权威。这种以“理”服人的习惯，可能是犹太人在学术界往往出人头地的原因--学术上的是非，也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力来压人的。 www.6park.com 以色列的复国运动，颇得力于这种论“理”不论“力”处，固然犹太人也常有以暴力和手段的时候，在古代如耶稣的大弟子西门彼得就是奋锐党的一员，在近世，如比金就曾是恐怖激烈组织的行动员。同时，在用武力为必要时，以色列也从未放弃武力。犹太人不会是甘地的信徒。不过，从大原则说，以色列的政治仍以“理”为先。1919年以色列复国运动领袖魏兹曼与阿拉伯费赛王子签了合约，自此开始，犹太人不断运用时机，经由各种各样的条约及协议，为以色列独立建国争得一步一步的进展。1967年，我参观以色列国会，当时六日战争方过，国会中照旧有若干在野党的议员，责备以色列内阁用武力太早，用武力太过。今年元旦，我们的古史讲座会放假一日，外来的客人都去参观旧城。约旦王已兵败十六年，圣城已纳入耶路撒冷市的行政系统内。可是根据旧日的约定，圣城中的伊斯兰教金顶寺及附近地区归约旦王管理，是以金顶寺仍由约旦兵士守卫，连旁边的博物馆也是约旦领土。犹太人认为金顶寺恰巧建在犹太教“至圣所”的地点，一日金顶寺在阿拉伯人手里，犹太教徒就一日不能进入“至圣所”祷告。因此，不少狂热的犹太教徒，尝试用武力驱逐约旦卫士，每次防卫金顶寺的武力，竟都是以色列政府的正规军。以色列的老百姓言下甚为不平，嘲笑他们的政府，花纳税人的钱，用以色列子弟来阻挡自己百姓夺回圣地。今年年初，以色列的报纸上最热烈的辩论，也是在于以色列由黎巴嫩撤兵的问题。以色列的比金，能与埃及强人萨达特协议和平，拱手让出富于石油及铜矿的西奈半岛，固然是形热使然，和比战贵，而比金说服国的内的异议，也还须仗说“理”一途。以色列的议会中，大小党派十余个，开会时的辩论唇枪乱剑，激烈无比。不论当年老妈妈梅尔夫人，战时独眼英雄戴阳，任何人都须时时在舌战中求取信任投票。以色列人虽然都是犹太人，却来自世界各地，各群的利益及观点迥异，国会内小党林立，也正是因此而产生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单以爱国热情来号召团结，可以收功于一时，却难持久。以色列国会吵吵闹闹，而张能团结一致者，民主讲理是其最主要的原因。大凡一个国家，在危急时，可以倚靠天纵英明的领袖，以其个人的威望维系国命。若真要长治久安，表面上看来最没有效率的民主讲理，反而是最能生效的力量。 www.6park.com www.6park.com
国家与社会之间有几种型态。例如法国是个国家权力极强的国家，社会权力几乎没有，自从黎希留和马萨琳开始就极力打击社会势力，直到戴高乐时代，基本上国家权力绝对高涨。法国国家权力十分中央化，由于法国是从巴黎为中心而成长的，因此地方没有力量。虽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极为制度化、极为工具性的文字组织，但是这个文官组织没有儒家意念，甚至没有基督教意念，只是纯工具性，哪一个人抓住文官组织，国家就必须听从他。拿破化可以当皇帝，拿破化三世也可以当皇帝，还可以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第五共和，法国经常大乱而居然没有分崩离析，就是依靠这个工具性的文官体系。法国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幸而文官本系有力量维持国家于不坠。 再往国家--社会延续线社会的一端挪一挪，则是英国与美国。英、美的议会力量很大，国家权力相当萎缩，地方权力相当高涨。英国的文官体系比美国好，英国文官系统要考试，多少有点保障，也不能随便免职，而且英国的常务官是不随政治走的。内阁部长是政务官，部长是国会选出来的，国会又是地方选出来的，因此英国的社会力量比较强。实际上，英国的治权力是社会的行使，政权相对的微弱。美国亦复如此。美国只有治权没有政权，国家就是治权。美国的政务官都不是经过考试进来的，而是商人、企业家、律师、地方绅士从政，代表社会力量。从前美国的文官系统有分赃制的恶名，今天分赃的情形稍微好些，可是还是“转门”(rolling door)的方式，今天这个人转出去，那个人转进来，明天那个人转出去，这个人又转进来社会力量表现在文官制度上。英、美在国家权力方面萎缩，在法律方面也可睹见。大陆法系的德、法是由国家制定法律，法官代表国家来判罪，解释法律；而英、美是陪审制，由社会来判罪。 www.6park.com 国家--社会延续带上，几乎全在社会一端的例子是瑞士。瑞士是社会权大到国家权几乎没有了，瑞士是几个语言群合并的国家，等于没有中央政府，真正的事情由地方政府管理，可说是纯粹的社会权力当家。瑞士的中央政府是委员会，名义上是多数决，实际上是协调制。 www.6park.com 我从西欧近代的几种不同制度来看中国的长期演变，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处于均势。其中关键，一个是亲缘团体，一个是精耕细作，一个是文官制度。不过我所讲历史上的现象，亲缘团体和精耕细作至今几乎已难以存在，只有文官体系还在运作，我们更当尽力使文官制度进一步的合理化。 www.6park.com 我只是想提供另一种角度，把以上的因素摆在一起来看问题。但千万不要相信历史主义，误认传统是不可改变的。我讲这三个原色，是想使研究时有线索可寻，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历程中，往往有许多可能性和许多机会，并不一定是非走哪一条路不可。 www.6park.com www.6park.com
自上古时来说，在几个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区，每一地区的人类都提出了不同的问题来，那么提问题的过程也是逐渐逐渐浓缩，终于逐渐集中到一两个重要题材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题目问的是人活着为什么？譬如说：在两河流域的古文明，他们希望寻找自己的生命意义时，他们问：人是要死亡的，没有人逃得过死亡，我们能否找到永远不死的秘诀？有很多故事在说要寻找生命的意义，要寻找永恒的生命，不过这个故事里最有名的叫Gelgamosh的故事，故事中的英雄历经千辛万苦，找不着长生不老的秘诀，也找不着为什么人要死亡的秘诀时，最后只好面临无可避免的死亡，于是，他就自己给了自己一个答案，他说：“也许我可做的事是，我的生命不能永远延续，但要让人家记得我，让人家记我曾经做过好君主，让人家记得我曾做过一些平常人不能做到的事，也让人家记得我曾建设了这么美好的城市。”这话就是中国人说的不朽--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而这位英雄只是在“立功”的不朽之下。 我们再看印度教也相同，他们的问题是我们和自然之间有什么关系？大自然的风、雨、雷、电，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山川河流对我们的生命的影响？它回答这个问题，说我“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人”在自然里，不过是其中很小的部分，和其他的动物一样共享大环境的一部分，我们的生命意义就是寻找我们与自然间的关系，重新肯定、重新建立我们本来跟自然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这就是印度教给人的答案。 www.6park.com 我刚讲的是这三个其他文明系统，寻找出来的答案。为什么我未提到中国呢？我自己是在儒家的传统之下长大，所以我认为这是自己的东西，放在后面，作为我要讨论的最重要的主题。从三个古代文明的例子可以看到道德规范、生活的意义等等，是在生活之中慢慢增加，慢慢抽衍。为什么抽衍这个东西？假使每个人都像鲁宾逊那种孤立的生活，他就不需要问这些问题。鲁宾逊最要紧的事情，是在那荒岛上怎么活下去？他也有个问题要问，他也有个问题要答，他的问题是说：“怎么样能在这个荒岛上熬下去？到最后回到文明？”为什么他眷恋文明？我们每个人不是鲁宾逊，为什么像鲁宾逊这样孤独的人，他也要眷恋文明？文明是从我们人类合群的生活里，慢慢地发展出来的东西，因为人合群，我们才发展出文明，所以人类不能离开文明过日子，也因此像鲁宾逊必要在荒岛上苦熬，熬到有一天回到人间来，大家记得鲁宾逊在他的木柱上继续不断的刻画到荒岛上有多少天了，为什么他要画？他要晓得他回到文明去时，他究竟离开了多久？他要在时间空间上都不迷失，虽然空间上他已迷失了，他到了荒岛，但是他绝不能再迷失时间，以使得他将来可以回到空间上，回到人类文明时，他晓得时空两个坐标在哪里？ www.6park.com 因此，人即使在孤立时，基本上也无法脱离合群的需求。我们必须合群，人能够在种种的禽兽里独树一帜，变成地球上的主人，变成万物之灵，不是靠我们天生的体能，而是靠我们能合群与合作，靠语言与文字使得我们的集团能一天天变大，也使我们共同的技艺及知识可以继续不断扩大，才使得我们经由知识的能力，经由我们集体技艺，将我们每个个人的能力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个超越其他生物所能得到的生存力，于是我们变成 万物之灵。因此，人假如变成人，他就必须在文明及合群两个条件下才能变成一个人，才能变成今天我们所谓文明生活里的一个成员。 www.6park.com 自从我们得到了这个答案后，各处的人都在寻求这个答案，各处人得到不同答案，得到了各别的答案后，我们每个地区的人群，都活在一定的规范下，他的生活好像就有一定的目标。譬如说印度人，他说他的目标是“归向自然”；犹太、基督教他们说：“我们归向上帝”；古代希腊他们说：“我们是寻求真理”；而我们中国呢？可以说从商周开始，我们继续不断地在追寻这个问题，我们得到的答案是我们人跟人怎么相处？中国人寻求答案的方式，以及得到的答案、假定的答案都是根据“人是合群”的条件抽衍出来的，也就在一个人文的规划下生活的方法。再从时间的直线来说，从祖宗到子孙，时间的坐标上，我们人类继续生生不绝；在横的坐标上，我们人群的坐标上，我们从一个扩大到近邻、近亲，逐渐扩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一步推衍到共同的人类社会。这个坐标都是在人作为合群的群体上，我们中国人寻找的意义，是比另外几个族群寻找的意义更直接、更贴身。直接就没有拐弯抹角拐到别的上面去，贴身因为是从自己身上开始。于是在中国，我们也有一段很长的时候，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说，生活的意义在哪里？生活的意义是为自己，也为别人；生活意义是为了个人，也为群体。所以在传统文化环境上，我们生活意义大致是相当肯定的。 www.6park.com www.6park.com
五年半前，海黄轮离开基隆码头，我眼看着分隔着送行人与轮船之间的海水逐渐加宽，加宽到成为不再可以逾越的一片水域。等到不再能看见岸上送行家人时，我走回房舱，把自己留美的目的用浓墨写在记事册上。当时记下的是两大条：读些近东古代史和设法医治自己的残疾。今天我若再要在记事册上记下的项目下加些字，我必须加上更粗重的一行笔迹：认识西文文化在美洲大陆上这一个旁支。这一点应该说是我留美最大的收获了。 我头一堂上的威尔逊先生的课，他是美国埃及学大师布累斯台德的学生，布氏死后，他算是新大陆上埃及学的首座了。我记得在他课堂上，只听见他对这一个问题也说“我们不知道，”对那一个问题也说“我们不知道。”有一位日本来的学生听了这种“不知道”的答案近一个学期后，终于向他询问：“究竟我们知道的是些什么呢？”威尔逊先生回答得很妙：“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We know that we don't know！）这位日本同学颇有怏怏之色，以为先生在调侃他。我当时却忽有所悟，悟出了一个关闭型文化与一个开放型文化的区别：前者只追寻答案，后者则是追寻问题。“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固是诚实的态度，到底还须以“知道自己未知”为前题的。我现在已把埃及王朝的年表忘去不少，但是威尔逊先生的这一句妙语恐怕我今生是忘不掉的。 www.6park.com 柴勃尔先生的指示似乎只是一张地图，威尔逊先生的那一句话竟像是在地图上划了一条指路的红线，我从此对于美国社会的观察就有准则了。我开始发觉在美国文化的后面有一大排巨人支撑这个巨大的结构。这些巨人的名字包括：存疑、尊重别人与不专断，而这个巨大的结构是政治上的民主和思想上的自由。 www.6park.com 我在美国曾得到一个很巧的机会，得以一偿宿愿把先天的残疾经过一番矫治。为了我的病例太稀少，芝加哥大学的骨科决定给我免费治疗，主治大夫则是美国骨科名医赫却医生。住了前后十几个月，出院入院五次，现在总算是把脚治得放回正常部位了。1957年圣诞前夕，我被推进手术房，准备妆受第一次手术。赫却医生穿扎得只剩两眼露在外面，走到我的麻醉房来，一面找手套，一面和我握着手，他俯着瘦长的身子，对我说：“我不知道你相信的是什么宗教，我不是基督徒，但我愿意相信有一位主宰的存在。你如果信教，你可以向你的神祈褥，我呢，我也向我的神祈祷。我将以全力以你矫治，但是我不说有百分之一百的成功机会。”后来在住院期间，我又有一次和他谈起宗教，尤其是他的“主宰”。他花了很多时间让我了解，他在麻醉房的话一部分是顾全我的信仰，而他自己的“主宰”则是医药科学上过去所有摸索得来的知识和理智的能力，但是他仍旧了解知识与理智的限度还仍在摸索的路上，因此他才说他没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他始终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在医药科学已知的知识，而在于那股向前摸索的力量。 www.6park.com 赫却医生的一位助手叫做爱克逊医生，是一个年轻的主任住院医师。整天他们师徒几位忙着手术和查病房，尤其老赫医生，似乎一天只睡五个小时，晚上十二点刚见到他，次晨六时又听见了在手术房打电话来催护士洗涤病人要开刀的部位了。只有星期日，除紧急开刀外不动手术，受克逊医生就会来病房和我聊聊天。我曾经告诉他，台湾有不少因种种不同缘故而残疾的儿童，社会上还没有注意到如何由社会负起治疗与教育的责任。他看看病房里那些由州政府付钱接受治疗的残疾儿童，问我何以中国的政府或民间集团没有想到负起这个责任；我只好以“穷”字塞责。他向我保证，若是我有朝一日在台湾能组织一个与芝大医院附设的“残疾儿童之家”一类的机构，他愿意来台湾担任医生的工作。我向他道谢，并且表示佩服他愿意为中国人服务的热忱。他却说，人就是人，不会因为国籍而改变体质的，并且说他根本就没有想为“中国人”服务，他想到为世界上一个医生不足的地域的人民服务而已。我听了他的解释，不能不为之汗颜，至今我已可以排除好几层思想中的偏见，但是我始终过不了民族思想这一道关。偏激的民族观念恐将是世界大同道路上难以跨越的一道难关。怀念老友，我不知道何日可以实现组织他所说的那种机构，但是我对他“民吾同胞”的胸襟始终是心折的。 www.6park.com 柴勃尔先生回到他的学校后，曾经数次邀我去访问。我也曾去过两次，那是一个中西部小镇上的一家小大学。全校不过六百多学生而已。有一次，我应邀在该校讲话；碰巧一班历史系的学生在讨论“不同文化的不同法律观念”，是一个单元讨论会的一部分。我就向他们讲了些中国古代“赏疑唯厚，罚疑唯轻”的观念。第二天，柴勃尔自己的将担任法庭的陪审员，邀我去旁听。那天的案子因为证据不能作百分之一百的肯定，陪审团只好把一个恶名昭著的流氓判无罪。我回芝城后，柴勃尔先生把法官的判词寄来，其中引经据典，引用了好些Learned Hand（刚去世不久的法学家）的话，大意则不外是宁纵毋枉四个字而已。 www.6park.com 美国的大学生好提问题，我自己在堂上也逐渐学会了举手发问。先生对学生的论文，或讨论报告，也是很认真的批评。课堂上是仇人一样，但是课堂下是朋友。刚辩论得面红耳赤，隔一阵又在一起喝咖啡，谈闲天，可是一触到刚辩过的题目，双方仍可以面红耳赤吵下去。在那里，先生不能以"师道尊严"四个字中足身分。我曾经在好几处小大学讲演过，最常碰到的讲题是中国的现况。幸亏我对此道弄惯了，讲时总有实在资料，所以从未被问垮过。最紧张的一次是面对七十几位新闻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让他们盘问三小时，竟也侥幸未垮。我有一位印度朋友，就曾在一个相似场合中硬是垮下来。他的失策在于他略觉难以回答时，撒出了撒手锏：“我是印度人，印度事我当然比你们知道得多。”这句话一出口，举堂哄然。有一位美国学生站起来说：“羌德勒先生，我们佩服你的勇气。但是请你注意，我们只接受理论和证据，我们不接受任何人的权威判断。”这一首，我奉劝将出国的朋友们也该注意检点，让我们用“理”来服人，不用“你不懂”三字来唬人。 www.6park.com 这种容忍别人但不服从权威的精神，在华府之游时我见到了它的来源。那时我站在杰佛逊纪念堂的里面，远望是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三个建筑物成为一直线。杰佛逊纪念堂的墙上镶着四块铜刻，其中有《独立宣言》及他在佛吉尼亚州订下的宗教自由法案。读着那些词句，堂外有满天晚霞，映在堂前池中，我徘徊不能离去。离堂不远，就是刚去过的档案局，那里面陈列着美国开国诸人草拟《独立宣言》及宪法时的各种草案及来往信札我那时候顿然了解了美国文化的精神基础。容忍、爱人、不专断、不盲目服从权威，这一切都是建筑在对人权的尊重。威尔逊先生，老小两医生，那位法官，以及问垮印度人的学生，都不过自小濡染其中，气质中不自觉的包含了这些成份了。 www.6park.com www.6park.com
我们拿近代的将领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两位大将，一个是艾森豪威尔，一个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是天才的将领，从西点军校读书起，就是天才。麦克阿瑟是战略家，兵对他服得很，拿他当天神一样看。但艾森豪威尔是平庸的一个将军，在西点军校读书，三百个毕业生，他大概第二百五十名，没有一个人怕他的，而且他也没什么大的战略。可是拿这两个比较，谁适合派到欧洲战场上指挥联军，面对不同国家的军队、不同国家的将领，及面临一个极为强大的敌人，有一个非常坚固的防线，有非常难以登陆的海滩？结果不派天才的战略家，派了艾森豪威尔。因为天才战略家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他不敬；而艾森豪威尔，事事都谨慎，最后艾森豪威尔得到的成功远比麦克阿瑟大。今天有人拿麦克阿瑟打的仗算一算，麦克阿瑟太平洋战打的是钞票呀，要不是有那么多的炸弹去炸的话，他不见得赢得那么快。他这个战略家，也不见得是真正了不起的战略家，是靠钞票撑出来的。最近波斯湾战争的史瓦兹科夫，老实讲，也是靠钞票撑出来的。 www.6park.com
韦伯讨论为什么近代西欧这一特定的时空会出现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主题是讨论新教伦理的与资本主义兴起的关联。但是，由于韦伯必须从事比较研究，所以也讨率中国的宗教、犹太的宗教，以及印度的宗教。所有这些比较的研究，都不外为了求证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命题。 第二个对比是文官制度与城市经济，此处集中讨论中国的文官制度。韦伯以为世上有两种文官制度：一种是所谓理性的文官制度，另一种则是父权的文官制度。其实，近代文官制度的发展已有不短的时间。今天回顾历史，世上大概并没有真正“理性”的文官制度。不要说国家的文官制度，就是大型企业制度在管理变得过大，历时太久时，体制内部即有种种弊病产生，既有尾大不掉之患，也有运作困难之弊。不少公私管理系统，日子久了，工作效率就降低。我在匹兹堡信了二十多年，眼看着联邦钢铁公司一度是世界钢铁业盟主，却最终败落。这家公司的没落主要原因在于管理制度越来越头重脚轻，最后成为有十三位副总裁，而每一位总裁又有一大群部属的机构。公司负担沉重，公事层层转递，处处会议，决策及执行者都麻木不仁这就是霍布斯所说的巨兽，一个难以转动，又吞蚀资源的庞然大物。联邦钢铁公司不是唯一的个例，美国所有的大企业无不如此。这些企业都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理性”的文官组织尚且运转不灵，美国最近经济一蹶不振，管理组织败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之大，朝代延续之久，焉能避免文官制度的臃肿腐败？管理系统以政治权力宰制社会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又怎能在中国出现？ www.6park.com 接着，我再比较入世理念与苦修。韦伯讨论资本主义的伦理以为卡尔文教派新教徒因为冀求神恩而有强烈的工作意愿。余英时先生几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商贾伦理的研究。中国的商贾伦理是由儒家伦理发展而成的，经营致富有道，也有强烈希望成功的动机。中国的入世理念转化为慎独功夫，何尝没有强烈的“紧张”感，而这一分“紧张”其实也像卡尔文教派强调的“紧张”一样，可以驱使个人发而为成功的动力。 www.6park.com 检讨韦伯关于中国与西欧的三重对比，似乎入世理念并不是严重的障碍。大帝国内部缺少列国竞争，也许会阻遏资本的累积。第二个主题：文官制度的负作用是近代资本主义未在中国出现的重要因素。我以为近代资本主义未能行于中国，与中国重视亲缘组织有关。中国社会中的亲缘团体，不管是大家族还是现代的家庭都是社会的基石。亲亲的观念使中国人爱有差等，在爱有差等的影响下，交易就不能完全公平与开放。亲属之间固然也有“亲兄弟，明算账”的说法，但卖货给亲友，价码总是会客气些。近代资本主义的特质是市场竞争，价格与利润都取决于自由而无差别待遇的公平竞争。中国的爱有差等就难做到真正的六亲不认。于是，近代资本主义也就难在中国出现了。 www.6park.com www.6park.com
今天我们要谈李约瑟提出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前一阵子李氏到台湾来，也都热闹了一会。谈到李氏，大家也都知道他对中国的科学做了最大的贡献，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至于“后来”有没有来者还是未知数。基本上，他几十年来的工夫是澄清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15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工艺发展的很好？我们应该注意到他用“科学工艺”这个名词，是指以工艺及科学技术应用到人类现实生活的有用地方；而在西元1500年以前有两千年的时间，中国的应用科学遥遥领先欧洲。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1500年之后，中国不能单独发生一次科学革命？基本上他一辈子所问的就是这两个大问题。他问题问得不太对，而他想解答问题的方式也不太对。他已编辑了十余本重要的的科技史让我们读，但是他基本上也不能因为材料增加，而解答他的两个大问题。 以前说过欧洲科学的发展至少有三条线，这三条各自单独发展，并不统摄在一条系统之下，也不像现在统摄在理学院的项目之下，这是三条单独走的路。中国也有好几条单独走的路线，不是同一时代线线相连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这个名词本身内涵不一样，也就没有办法一对一地来对比，更不能说在哪个情况下有哪些项目必须一对一的来比较。 www.6park.com www.6park.com
李约瑟自己喜欢讨论中国前半段的科学发展情况，他提出几处提示性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地理环境。中国位大陆，没有内海；农业靠季风来调节，农业为集体式的，是水利式的。他说中国为了要控制雨水和灌溉，必须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国家，以及一个很大的官僚体系来从事这个工作。由此他进一步解释说：中国需要这样的官僚体系，有这样的水利需求，所以中国的科技着重应用，而应用技术和灌溉有密切的关系。换言之，中国的官僚系统和控制雨水、水利、水运都有极密切的关系。在这个论点上，他无条件地接受了魏复古(Karl A Wittfogel)的理论。而魏复古的“东方专制性”（Oriental Despotism）理论则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引申而来的。后者实际上牵涉到马克思对东方政权的一般性误解。我们知道在一百年前欧洲人将所有地中海岸以东的地区都叫做东方，而且认为整个东方都差不多一个样，就等于我们从前都叫外国人为洋鬼子，甚至我们的“外国人”一词也很笼统。有时日常讲话时的口语“西方”，其意念也很笼统。相同地，一百年之前，欧洲人对于东方也是一样的笼统。东方专制论是根据对东方一般性的误解所产生出来的观念。魏复古说水利系统、水利设施所建立起来的理论，也是基于这种一般性的误解之基础上的。这个理论基本上是一个生产力的理论，强调东方的农业生产是根据水利，所以一定要管理水利，以此来解释东方必须有一个专制政权。换言之，李约瑟说地理和环境的影响使得中国有这些条件，也不是完全站得住的。 www.6park.com www.6park.com www.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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